西汉亡魂

1969年10月18日，解放军366医院为落实林彪发出的紧急战备的“最高指示”，紧急疏散到了位于长沙城东郊五里牌外的马王堆。1971年366医院党委决定，要在院内那个方圆几百米的号称马王堆的土包下，挖掘一个大型洞穴，作为战时伤病员的救护之所。自然，这时的医院党委绝没有想到，他们这个决定会意外地引发出一件震撼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当洞穴挖到十几米时，地下出现了赭红中夹带着白点点的花斑土，越往深处掘进越坚硬。当战士们终于穿透这种土层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的白膏泥被挖了出来。当他们用钢钎对白膏泥进行钻探时，钻孔里突然哧地一声冒出一股呛人气体，只见一道蓝中带红的火焰像一条扭动摇摆的蛇，“哧哧”鸣响着从钻孔里喷发而出，工兵团一位老工程师初步认定遇到了古墓。12月30日下午，正在值班的湖南省博物馆革委会副主任侯良接到了电话，当他得知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已整整三天三夜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完了，汉墓遭到了破坏。他立即将老技工张欣如叫来，心急如焚地向马王堆赶去。他们赶到后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火洞子”。侯良拿着氧气袋准备对准钻孔收集气体以备研究之用，但因气体已极微弱而未成功。这个失败由此成为轰动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之后科研工作中的一大缺憾——因为墓中那具闻名于世的女尸和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物都与这神秘气体息息相关。

1972年1月16日，由第一副馆长崔志刚负责的各路发掘人马迎着寒风，在这凄凄旷野、荒草飘零之地对准一号墓掘下了一个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越过了盗墓者半途放弃的盗洞，发现了厚厚的白膏泥。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墓穴的白膏泥竟厚达1．3米，而且在其下部又露出了厚度为40—50厘米的乌黑的木炭，如果说白膏泥的功能像蛋壳，使棺椁不受外部力量的冲击和雨水的浸蚀，那么这环绕着的木炭，则像鸡蛋中的蛋清一样，同样具有防湿、防潮并能吸水的功能，以保持最里边的棺椁的干燥。

当木炭被取出后，发掘人员就发现了覆盖在墓室之中的那个庞然大物上的竹席。这一张张的竹席呈嫩黄色彩，光亮如新，但只过了短短十几分钟便已全部就变成黑色朽物。这完全是空气的缘故。当最后一张竹席被揭开时，巨大的棺椁终于全部暴露出来。

4月17日，当棺椁的两层椁板打开后，一个结构呈“井”字型的椁室暴露出来，中间是光亮如新、刻画各种纹饰和图画的棺木，棺木的四边，是四个巨大的边箱，边箱里塞满了数以千计的奇珍异宝，这些宝物在阳光照耀下，灿烂生辉，光彩照人。在场者先是被惊得目瞪口呆，接着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这是世之罕见的埋藏二千多年的珍宝啊！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保存至今，并不失当年的风采啊！井字形椁室的首次面世，使得千百年来后人只见之于文献的谜团顿然冰释。考古人员在清理边箱文物时，发现了或写或印的“车大侯家”、“车大侯家丞”等字样，由此认为墓主人的身份应是车大侯的妻子或与车大侯家有关联的人，但难以准确断定其身份。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加上空气、光照的作用，许多文物物化变质，甚至消失的厄运是难以避免的。当三层木棺被打开，内棺盖板上的珍贵的帛画被完整揭起后，内棺被运抵博物馆。在猎奇心理的支配下，省里的领导和军区领导以军事命令的方式强令白荣金、王予予半夜开棺。根据已出土的遗策记载，墓主人入葬时除盖在最上面的两件丝锦袍以外，穿的衣服共有二十层之多，单衣外部有八横一竖共9条丝绸编织的组带，将单衣连同尸体捆扎起来。为保证丝织物的提取和女尸不受破坏，白荣金和王予予以劳顿一夜无力支撑为由，停止了清理工作。第二天上午，也就是4月29日，开棺后的清理工作继续进行。待22层包裹尸体的丝绸袍子和单衣等丝织物全部揭取完毕，女尸一丝不挂地展现出来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惊奇不已。只见女尸外形完整，面色如生，全身柔软光滑，皮肤呈淡黄色状，看上去如同刚刚死去，伸展的双手各握一绣花小香囊，内盛香草。女尸全长1．54米，重34．3公斤，脚掌长达25厘米，几乎和现代女性的双脚具有相同的长度。王冶秋明确指示道：“千年女尸不腐，这是世界奇迹。尸体和丝织品都要给我保护好，弄坏了，我找你们算帐！”正当此时，省委政工组一位军代表却武断地指示让闻风而来的人民群众参观女尸，而置文物保护于不顾。导致长沙市万人空巷，博物馆一片混乱。面对这种局面，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向北京拍发了一份言辞激烈，为女尸保存担忧的电文，王冶秋得知情况后，马上向国务院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6月11日，李先念、纪登奎作出：“注意，千万不要把出土文物搞坏。同意”的批示。周恩来总理满怀焦急不安的心情于6月17日尖锐而严肃地批示立即转移，保存女尸及文物。

在北京专家和湖南考古人员积极对尸身、丝织品，大量漆器及漆器中盛放的食物加紧处理、保护的同时，根据王冶秋的指示，考古人员加紧了发掘简报的编写工作。编写小组决定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只对墓的年代、形制、墓主、出土的帛画等少数重大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其它留待日后再详尽列出。

12月14日正式开始对女尸解剖，开颅术和取内脏的剖腹术顺利成功。同时对女尸的防腐处理与死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1973年3月初，以女尸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各学科专家从全国各地汇集长沙，共53个单位的83名专家经协作研究，作出一致鉴定结论，断定女尸生前年龄约50岁。血型为A，汞含量比现代人高达数百倍，在骨组织中含铅量较高，这是吞服“仙丹”的结果。在肠胃解剖中，发现内有138粒半形态饱满的甜瓜子，证明女主人死亡属猝死。女主人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日本血吸虫病肠道蛲虫及鞭虫感染，会阴二度撕裂的疤痕说明生育过。女主人死亡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冠状动脉堵塞严重，加上胆石症急性发作为诱因，导致急性心肌缺血，造成猝死。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在地下历经两千多个寒暑，肌肤、内脏、形体、颜色仍十分完好。达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经化学鉴定，在尸体处理上明显特点有二：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几乎所有发掘者都对棺中茶色的液体表示不可思议，当时除以为棺液可能对女尸起到防腐作用外，对其来源感到神秘和难以捉摸，并争论不休。但根据长沙地区考古挖掘经验，研究者们一致赞同了用白膏泥封闭的厚薄与棺椁及随葬物的保存程度成正比的观点。

根据周恩来“文物外交”的指示精神，国务院有关单位在成功地举办了赴法、赴日、赴英等文物展览后，接到了周恩来同意发掘马王堆二三号墓的批示。同时，周恩来还亲自点将，结成一个由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王冶秋、夏鼐等人负责的阵容强大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发掘、科研的具体实施方案。尽管建造早于一号墓的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封不严等原因致使尸身腐烂，但还是发掘了大批兵器、乐器、漆器、竹简木牍、帛画等珍贵文物。特别是从57号漆奁中提取的两卷竹书，记载着与中国古代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相似的内容。《养生方》的出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这门性医学学科已被中国不知名的性医学专家创立出来了。也就在这个漆奁盛装的竹书下面，又发现了匿藏整个二、三号墓最大的秘密——帛书。事实上，这批帛书随着后来的整理和研究，以无以伦比的史料价值和地拉震撼了整个世界。

在紧接着进行的二号墓的挖掘中出土了对整个马王堆汉墓发掘至关重要的三颗印章，上刻阴文篆体“利苍”、“车大侯之印”和“长沙丞相”字样，从而证实了墓主人是西汉初年车大侯、长沙丞相利苍。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正是车大侯利苍一家的墓地。这使一切争论和猜测不辩自明，同时也使二号墓乃至整个马王堆汉墓的规格和考古价值当之无愧地列入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据《史记·惠景间注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利苍是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被封为车大侯的，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由此可知此墓已有2160余年历史。一号墓利苍妻子的墓则晚于二、三号墓，具体的时间不详。三号墓利苍的儿子约30多岁，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考古人员根据出土器物，结合历史文献，对车大侯家族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背景下所特有的社会体制和独到的风土人情进行了研究，再现了成就一代功名的利苍家族史。一个遁迹两千多年的谜团得以解开。

从1972年1月14日至1974年1月13日，为期整整两年的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终于落下了它那神秘莫测又价值非凡、意义深远的帷幕。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组织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二十多种、约十二万字的帛书从内容看，只有少数流传下来，大部分都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书的内容以古代哲学、思想、历史为主，还有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及各种杂书，从老子的《道德经》到苏秦的《战国纵横家书》，再到《周易》与《八卦图》，特别是三号墓三幅画在帛上的古地图的出现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三号墓出土了两本《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的天文著作，是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天文书籍。它引起了世界各国天文学家的重视。并且改变了世界天文学史，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书共有十多种，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反映了中国古代医学卓越先进的临床诊断知识水平。此外，三号墓还出土了一卷图文并茂的彩色画，在长一米宽0．5米的绢画面上，用工笔彩绘了4排44个人，或徒手或持械，姿态各异，这就是古代《导引图》，此图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幅健身图，它为研究我国古老而独特的“导引”疗法的源流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一个个惊世骇俗的发现，使世界人类再度看到了华夏民族的地火天光。

摘自《西汉亡魂》

岳南著